本报记者 郑丹 北京报道

“我在教育战线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跟孩子们接触，我感觉，这几年可能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速度太快，学习、生活压力也大。孩子们的心理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

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洛阳理工学院副院长马珺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反复提到“学生”。每年，她会就教育提出提案。今年，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建议成为她的主要提案之一。

这是马珺此前没有提过的，她发现，学生受心理疾病困扰的现象，在近两年越发明显。

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检出率17.2%，重度抑郁检出率7.4%，远高于成人，高出2009年0.4个百分点。

经过与河南省内部分医院、学校的交流和调查，马珺认为，学生心理疾病的治疗费用应有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尽管大部分治疗心理疾病的药品已经纳入基本药品目录，但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都不在医保范围内，导致心理疾病患者主要依靠药物治疗，缺乏有效的心理咨询和康复治疗。包括抑郁症、自闭症等在内的心理疾病治疗疗程长、费用高，很多家庭都难以承受。

此次两会中，多位代表提出相同观点。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华田提交了一份《关于推动心理疾病诊疗纳入医保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建议，用人工智能筛查青少年抑郁症并纳入医保；全国人大代表、森马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光和也提出建议，未成年人心理问题严重，应该加大公共医疗供给。

越来越多的学生“带病入学”

马珺告诉记者，根据调查显示，随着学生年级增长，抑郁检出率呈上升趋势。小学阶段抑郁检出率为一成左右，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约为1.9%～3.3%。初中阶段抑郁检出率约为三成，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6%～8.6%。高中阶段抑郁检出率接近四成，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10.9%～12.5%。

大学生存在抑郁倾向的学生比例则为18.5%，存在高抑郁风险的学生比例为4.2%。抑郁和焦虑水平有随年龄增大而降低的趋势，18～34岁青年是成人中最焦虑群体，抑郁症是导致学生选择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起初，在马珺与学生的接触中，发现学生的焦虑、急躁、恐惧等情绪频频出现。“开始不太了解，后来也在试着给他们提建议，但老师毕竟不是专门的心理健康医生，他也许能识别、发现，但是让他用很针对性和有效的措施，有时候很难，较重的病情，得结合药品进行治疗。”

对此，马珺认为加强学校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多措并举促进家校社联合，提高学生整体心理素质尤为重要。当前学校在推进心理健康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有：

一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投入不够。主要表现为经费投入、时间投入和内容投入都不够。在义务教育阶段社会普遍较为关注学生学业成绩，因此学校和家长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整体投入相对较少，加上部分学校经费紧张，因此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整体重视程度是不够的。

二是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师资力量薄弱。调查显示，我国仅有19.16%的城市学校及2.64%的农村学校设有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目前各级各类学校均存在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的状况，很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心理专业教师都由其他老师兼任，高等院校专职心理健康教师的占比依然较低。

而且，教师队伍的存在感与话语权较为薄弱，心理健康专业力量尚未形成，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大众教育、学历教育、职业资格培训与认证体系不健全，心理咨询与精神专科系统学历培养的人才队伍严重缺乏，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与技术本土化研究不足。

三是家-医-校协同育人体制机制匮乏。很多学生的心理问题源于家庭关爱的缺失或者父母错误的管控，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应当加强对于学生家长的心理健康知识培训，教会父母如何与子女沟通，如何有效处理亲子冲突。

马珺强调：“目前面临的状况是用以培训家长的心理健康资源不均衡，没有形成培训长效机制。同时学校医院转介沟通机制尚未形成，学校在筛查过程中发现的严重心理问题学生无法做到及时有效的转介，各地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学生对精神专科医院的抵触情绪以及转介干预渠道不够畅通等原因，导致学生病情无法得到及时准确的鉴别评估与干预治疗。”

四是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普及宣传不够。学校师生和社会公众普遍缺乏对于心理健康的正确认识，主要体现在对于心理健康与心理疾病的“病耻感”抵触情绪，以及普遍认为心理咨询“治病救人”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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